题记
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。千里孤坟，无处话凄凉。纵使相逢应不识，尘满面，鬓如霜。
1921年3月3日，邓小平在法国留影
人世间的爱情有千万种，有的如冤家，没有一天不打架的；有的感觉就是陌生人，没什么可说的；还有的就是相敬如宾，生活上都非常客气。今天说的是邓小平与初恋张锡瑗革命伴侣的爱情事迹。
邓小平简介
1904年8月22日（清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二日），邓小平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协兴场姚坪里（今广安市协兴镇牌坊村）的邓家老院子。起名字叫邓先圣。
后来，邓小平5岁进设在本村的私塾读书，私塾先生认为"先圣"这个名字对孔圣人有欠恭敬，于是把他的名字改为"邓希贤"。这个名字，一直用到1927年。
1915年下半年，11岁的邓小平考入广安县立高等小学堂，开始接受初步的新式教育。在这里，他度过了少年时代的大部分时光。
邓小平童年就读的协兴乡初级小学旧址
1918年，邓小平高小毕业后考入广安县立中学。
五四运动
当时，由于连年的军阀混战，整个中国被搞得四分五裂，落后不堪，哀鸿遍野。在1919年5月4日，北京又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，很快，五四运动的革命风暴席卷了四川的成都、重庆一带。
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看到家乡这么兵荒马乱，儿子又去参加游行运动，也没心思学习了，这可如何是好。正在这时，听到朋友说在重庆举行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事，在做通了家里人的工作后，就让邓小平去预备学校读书，准备到法国勤工俭学，去法国读书。
就这样，在广安中学上了一年中学的邓小平去了重庆，并于1919年9月下旬，考入重庆勤工俭学预备学校。（这个学校是当时在重庆已算是最高的学校，所以考进去是很不容易的。）
在这个学校学习了近一年，就踏上了去往法国的征途。
邓小平和叔叔邓绍圣在法国勤工俭学合影
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到了法国后，没有像邓小平家人期待的那样，学到有用的知识。因为邓小平是自费生，所以没过几个月交不起学费，就被迫离开了巴耶中学，前往克鲁梭市。勤学不成，只好走勤工的路，邓小平也许当时没有想到，这是他在法国唯一的一段学习生活。
邓小平同志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期
后来，邓小平在克鲁梭市当过轧钢工，在法国巴黎又做过扎纸花的工人，制鞋匠以及在雷诺汽车厂做钳工等等。
邓小平在雷诺厂的档案卡
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，后加入"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"，慢慢走上革命道路，办《赤光》报刊。
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组织出版的刊物——《赤光》
因活动频繁，引起法国警察的注意并通缉，就这样在法国呆了几年之后，不得已离开了法国，踏上了去莫斯科的征程。
莫斯科新的开始
在1926年1月中旬，邓小平到达了莫斯科，开始先进去的是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，不久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。俄文名字叫多佐罗夫。学生证号码233
位于莫斯科沃尔肖卡大街16号的中山大学
缘分就是这么巧妙，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，结识了与他同学不同班的张锡瑗。就是在这里邓小平遇到了自己以后的第一任妻子。
当时，张锡瑗是第二班第三组的学员，俄文名字叫多加多娃，学号为23号。那时候18岁的张锡瑗人很漂亮，热情活泼。所以跟很多人合的来，自然朋友也多，当然追求的人也少不了的。
当时邓小平是学校的活跃分子，虽然两人同学但是不同班，但平时接触比较多，彼此印象也很深。那时候他们主要的任务是学习，专心致志的学习，还要同国民党右派斗争。因此，同学就是同学，并未有感情的发展。
张锡瑗生前照
张锡瑗简介
张锡瑗1906年出生于河北省房山县良乡镇(今属北京市)，当地一个铁路工人家庭。1920年随父迁居河北保定市。1924年在直隶第二女子师范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。张锡瑗和妹妹张锡瑞在直隶省第二女子师范求学时，积极参加该校改革教育的学潮运动，并成为运动的骨干分子。
1924年，她和张锡瑞、李沛泽(即李培之，后为王若飞夫人)等成为该校早期的团员。
1925年到北京，遇到中共创始人李大钊等，参与领导国民会议促成会。她表现很突出，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不久，被送党组织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，那年她19岁。
1926年在莫斯科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，遇到了邓希贤。两人同校不同班。
1927年秋，张锡瑗奉命回国，途径蒙古时，大革命已经失败了（指第一次国共合作）。受党指派，她在保定参加领导了一次铁路工人的罢工运动。之后，辗转到了武汉，在党中央秘密处工作。在武汉她意外地遇到了在党中央担任中央秘书的邓小平，作为以前的同学又是现在的同志，心情当然是喜悦的，两个人有说不完的话。
八七会议后，为了避免武汉险恶的局势和适应革命运动的发展需要，党中央在1927年9、10月间迁往上海。
也许真是天公作美，邓小平任党中央秘书长，张锡瑗正好被组织安排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工作。
就这样，在上海两人彼此见面的机会多了，工作上完美配合，生活上互相照顾，这样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。张锡瑗为邓小平的精明能干和活跃开朗所吸引，产生了敬佩和爱慕之情。而张锡瑗的美丽温柔，开朗的性格，也吸引了邓小平的好感。渐渐地互生了爱慕之情。
1928年春，在白色的恐怖的上海滩，在巡捕森严的租界地，邓小平同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，在中央的同志们周恩来，邓颖超，李维汉，王若飞等人的见证下，跟当时在中央秘书处工作的张锡瑗举行了简朴的婚礼。
婚礼是在上海广西中路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馆子办了酒席。中央的大部分人都参加了，大概共有30多人。
当时邓小平23岁，张锡瑷21岁。也就是那时，邓希贤开始用"邓小平"这个伴随他此后一生的名字。
婚后的张锡瑗，和邓小平在生活上互相关心，在工作上她是丈夫的得力助手。根据当时斗争环境的需要，他们还是名符其实的家庭机关。当时，中央秘书处的内部交通工作经常由一些负责干部的夫人来做，性格活泼，而富有应变能力的张锡瑗，当然也不例外。
内交的任务主要是和各处秘密机关递交文件和通知，交流情报。这种流动性的工作艰巨而又危险性大。张锡瑗在执行任务时，身穿得体的旗袍、梳短发、高跟鞋，一副上流社会妇女的气派，在那样的环境中从容来去，应付自如，从没出事。
1929年夏，邓小平奉党中央派遣，告别了妻子，赶赴广西参加工作。1930年1月，邓小平受命回到上海，一汇报完工作，赶忙去看他的妻子。那时，张锡瑗正在上海宝隆医院待产。没想到，偏偏难产，好不容易生下孩子，可是张锡瑗却得了产褥热。因为当时医疗条件差，张锡瑗不幸去世，孩子生下来后没几天夭折了。邓小平十分悲痛。
但是由于广西事情紧急，邓小平来不及掩埋妻子，便又匆匆赶去广西。一路上，张锡瑗去世时的情景，萦绕在邓小平心头。
第二年年春，当邓小平途经香港时，得悉中央特科的李强正在香港建立秘密电台，于是找到李强居住的旅馆，面托李强处理张锡瑗善后事。（李强是特科的工作人员，当时党内有些同志死后，都由他去安葬。）
李强回到上海，根据中央军委之命，便和邓颖超、张晓梅(张锡珍)等在江湾公墓购穴，以传统的方式，埋葬了这位年轻的女革命者。为了保密，墓碑上都用了化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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